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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融“去杠杆+严监管”不会动摇，并将深入治理金融市场乱象根源。受此影响，以下三类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将持续承压。《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江西、湖南、黑龙江、山西等农业大省了解到，近年来，各地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趋势总体向好，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在土地流转加快的过程中，流转价格出现上升，与此同时，“毁约”“退租”“非粮化”等现象值得警惕。各地干部及群众认为，土地流转是一项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建议从加快土地确权颁证、完善流转服务平台、加强土地用途监管等多处入手，积极稳妥推进土地流转。 进度加快难度降低 流转趋势总体向好记者调研了解到，湖南、江西、黑龙江、山西等省份2017年土地流转面积相比五年前增加了40%-50%左右。结合地方实际，各地农村土地流转形式以出租、股份合作等为主，流转主体趋向多元化，但主要还是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江西省为例，江西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近年来不断增加，到2017年全省耕地已有39.7%被流转。宜丰县同安乡金禾种养农民合作社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前些年是挨个村去找田，现在土地流转不再是难题，大多是村动打电话要求流转。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面积的增加，各地流转价格上升明显，主要在每亩每年200元至600元这一区间。不过，部分地方的流转价格偏高，如城郊和小城镇开发区域、旅游地区，土地流转用于非农经营，流转价格大多超过了每亩1000元。经过多年探索，各地逐步形成比较健全的土地流转体系，建立起流转服务信息平台、纠纷调解仲裁平台。如江西省搭建了11个市级、100个县级、1454个乡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近年来，万载县的“龙头企业”恒晖大农业公司与政府签合同，流转了8000多亩地。恒晖大农业公司总经办主任高集云感叹，健全的土地流转体系对农业种植企业至关重要，“幸亏有政府服务，为公司节省大量人力财力，不用一户户去流转，而且有政府出面，更有多数基层干部反映，土地流转速度加快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系列风险，对土地流转合同关系保持稳定、流出农户收益保持稳定、粮食保障构成潜在威胁纵观各农业大省，一些因素普遍干扰了土地流转合同的稳定性。在土地流转实际操作中，有些农户之间仅有口头协议，一旦一方失信，就容易出问题。很多新型经营主体反映，此类土地纠纷问题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不利。比如，湖南省衡阳县一名种粮大户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部分农民缺乏契约精神，签了合同又毁约的事情不少见。尤其是看到种粮大户把配套的水利、机耕道设施修建好，种田效益得到明显后，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就会增加。在江西省宜丰县，部分种粮大户也有此遭遇。金禾种养农民合作社今年遭遇两户农民毁约。负责人张燕飞说：“本来签了10年合同，但他们临时说要盖房子，强行要回地，为了避免纠纷，公司只好吃这个亏。流出农户土地收益保障问题也值得关注。一方面，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由政府出面将农民土地集中流转过来，再低价转包给工商资本，导致农民被动流转，权益无法保障。加上部分工商资本下乡，轻长期经营，重短期利益，容易出现经营不善的情况，一旦工商企业中途“撂挑子”“跑路”，农民的土地租金自然也就无法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恶性竞争、城镇开发、旅游开发等多种原因，部分地方流转价格近年来出现攀升，每亩甚至超过1000元。哈尔滨市方正县农经站站长王忠说，这么高的租金，只要遇上自然灾害，或经营稍有不善，承包户就必然亏损，后这种风险自然就转嫁给流出农户，租金也得不到保障。在这一背景下，局部地区近年来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一些种粮大户不堪重负，不得不将手中土地退租。江西临川区湖南乡车家村种粮大户李石同规模化经营近10年后，从前年开始陆续将839亩中的500亩退租了，他向记者抱怨说，土地流转成本太高，种粮效益微薄，难以承受。近年来并不罕见的“非粮现象”，导致粮食风险加大。多地干部反映，种植粮食效益低，部分流转主体放弃种植粮食，转而将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综合开发。尤其是部分工商资本打着“进军农业”的幌子下乡“圈地”，企图长期囤地待价而沽，完全忽视粮食。江西、山西、湖南等地的多名流转主体告诉记者，合作社将粮田流转过来后，下一步发展方向是蔬菜种植、农业旅游观光等，而不是维持之前的种植粮食模式。土地流转是一项长期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2018年，以防控金融风险为重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已经打响，新一轮严监管政策大潮将至。传统分析框架通常根据投资者的差异，对基建资金来源进行划分，因此难以理清各项资金来源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联系。针对这一问题，本文的新框架以风险属性为依据，将基建投资资金来源划分为以下的三大项、六小类，使之与防风险攻坚战的宏观部署和细分领域准确匹配（详见附图）。以此为基础，可以根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发力方向和推进程度，逐一解析各项基建资金的变动情况，后加总推导出基建投资的整体演变趋势。 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为支持新时代的防风险攻坚战，中国基建投资的资金结构和增长中枢将渐次迎来重大变革。作为弱风险资金来源，预算内财政资金和PPP项目资金将稳健发力，尤其是规范后的PPP模式将迎来广阔的长期发展空间。作为长期风险资金来源，全国政府性收入的增长将有序放缓，以戒断经济高速增长的“土地依赖症”、推动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作为短期风险资金来源，债券类、非标类和类资金与金融风险密切相关，料将持续承受监管高压，增速亦有望陷入长期低迷。综合来看，在中国经济新时代，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将稳步优化，弱风险资金占比上升，长、短期风险资金占比下降，引致基建投资增长中枢缓慢下移。我们判断，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将小幅下降，步入13%-14%区间内。，预算内财政资金。长期以来，公共财政预算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由于其受到财政风险的硬性约束，财政收入规模、财政支出意愿和预算赤字水平共同决定了这一来源的资金多寡。着眼于这三个因子，2018年预算内财政资金对基建投资的支持作用有望保持稳定。其一，利润改善巩固财政收入。以企业利润为源泉，企业纳税贡献（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是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的主引擎。受此影响，2011-2017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企业纳税贡献和公共财政收入的同比增速呈现高度正相关性（详见附图）。得益于供给侧改革红利的释放，2017年1-11月工业企业总利润同比上升21.9%。我们预计，这一势头有望在2018年延续，使公共财政收入稳定于高位，为当期基建投资提供充裕空间。其二，当期收入夯实政策预期。除了影响当期财政支出外，财政收入的增长亦会舒缓财政风险、改善政策预期，从而提振未来财政支出意愿。历史数据显示，2008-2017年，在剔除“春节效应”的扰动后，财政收入与下一年财政支出的同比增速保持正向联动（详见附图）。基于此，由于2017年1-11月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较上年大幅攀升2.7个百分点，2018年的财政支出意愿有望明显增强。其三，积极政策维持合理赤字。得益于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反，当前财政风险压力减弱，经济工作会议亦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会改变。因此，我们预计，2018年预算内财政赤字将维持于3%左右，对基建投资形成有力支撑。
确立这一战略目标，是贯彻党的精神和能源战略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积极适应蓬勃推进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新形势的必然要求，是把握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深度融合趋势、争取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舒印彪说：“电气化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照明、电炊等生活用电，到工业系统的生产用电，再到现代用能方式和技术的革新，几乎都以电为基础。我国电气化步伐始终较快，目前电力消费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到21%，我国是电力大国，也是当之无愧的电力强国。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再电气化，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谈及再电气化的具体路径，舒印彪表示，供给侧与用电侧是再电气化的一体两面，而这两面，需要坚强智能电网来连接，以此为核心构建新一代电力系统。在供给侧方面，要坚持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逐渐使人类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构建清洁供应系统。在用电侧方面，适应再电气化进程，深入实施电能替代战略，在交通、工业、商业、居民生活等领域广泛推进电能替代，推动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智能电气设备开发和应用，大幅提高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他说：“公司贯彻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以北京为例，截至去年年底，累计完成了100万户以电代煤工程，将终端用能能效提高近一半，减少散烧煤利用，为雾霾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舒印彪表示，未来，电网将研发应用大容量储能、柔性输电、虚拟同步机等先进技术，推动源网荷协调发展和友好互动，更好地满足清洁能源大规模、高比例接入的需求。同时，引导客户优化用能特性，主动响应新能源出力变化，提高客户侧深度参与系统调节的能力。他还建议，要推动建立以电为中心的能源统一规划体系，统筹考虑能源布局、结构、时序和配置方式。加快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现代服务体系年，公司1号文件明确提出“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优质服务水平是公司贯彻落实党的精神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面对能源革命和电网经营模式深刻变革、市场选择的决定性作用和服务能力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的新形势、新要求，舒印彪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现代服务体系。舒印彪说，电网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党和人民服务。“‘人民电业为人民’是我们的企业宗旨，这一宗旨贯穿了电力工业发展几十年，在党的之后有着特别的现实意义。我们的电力工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党和人民服务。同时，电是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我们要把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客户创造价值作为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努力提高为民服务质量和水平，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体系。”具体来说，现代服务体系就是构建聚焦客户需求，推进资源整合、组织优化、流程再造，“强前端、大后台”的服务新体系。一要深化“互联网+”营销服务，打造统一开放、功能融合的互联网服务平台，实现全业务线上、全天候“一站式”服务;二要以“全能型”乡镇供电所和供电服务指挥平台为重点，探索城区低压网格化综合服务模式，推进营配调业务协调融合;三要不断客户价值创造能力，发挥人才、技术、渠道等资源优势，深挖营销大数据价值，强化用电市场分析和消费行为研究，细化客户分类，满足智能化、多样化用电需求，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拓展服务领域，实现企业与客户互利共赢。舒印彪强调，电网还将继续实施八大服务工程，围绕服务美丽乡村建设、蓝天保卫战、扶贫攻坚战、电动汽车充换电、能效服务、光伏云网、共享电气化、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实施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服务工程，提高为民服务质量和水平。于3月5日公布2018年2月下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2月下旬全国煤炭价各有涨跌。各煤种具体价格变化情况如下：明年起至2020年底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科技部 联合发布 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决定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发布《免征车 今年，小排量车购置税回升至7.5%，
2017年，日趋成熟的PPP模式加速发力，跃升为驱动基建投资的生力军。仅在财政部项目库中，2017年PPP新增落地投资额就高达2.4万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1%，其中约86%投向了基建领域。据我们测算，若设定落地项目加权平均建设期为2.5年，则2017年PPP项目资金对基建投资的贡献多达1.8万亿元，约占基建投资的10.6%，较上年大幅提振4.5个百分点。在PPP模式崛起之际，政策层对PPP模式的发展思路和功能定位亦清晰展现。2017年11月，一系列监管新政密集，坚决剥离风险隐患，着力将PPP塑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隔离墙”而非“传导器”。其中，财办金〔2017〕92号文通过提高入库门槛、清理入库项目，杜绝变相兜底、项目回购、明股实债、承诺收益等违规行为催生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2017〕79号文通过收紧政府付费类PPP项目，进一步避免加重地方政府偿付压力。而国资发财管〔2017〕192号文则强化对央企PPP项目的风险管控，严防PPP业务推升企业杠杆水平。在监管政策的有序培育下，PPP模式从崛起之初就被赋予了规范化、低风险的优质属性，有望成为“三大攻坚战”阶段支撑基建的合意政策工具，料将迎来广阔的长期发展空间，并逐步挤压城投债、非标投资等高风险工具的份额。因此，我们判断，上述监管新政虽然会对PPP项目入库和落地产生短期冲击，但是从中长期看，将为PPP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固本强基。2018年，基建领域PPP落地项目投资额的增长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的反走势。并且，值得关注的是，PPP落地项目一般需要0.5-5年建设期，因此2016-2017年累积的落地项目仍将在2018年释放可观的基建投资，有效平滑短期政策冲击。据我们估算，即便假设2018年当年基建领域PPP落地项目投资额的同比增速骤降至15%（2017年为31%），叠加此前落地项目所释放的当期投资，2018年PPP对基建投资的贡献仍将达到2.51万亿元，同比增长37%，依然能为基建投资注入稳健的新动力。长期风险资金来源增长渐缓全国政府性收入，在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扮演特殊角色，主要与中国经济的长期转型风险挂钩。在全国政府性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比长期稳定于80%左右，反映了通过放宽土地供应以支撑经济高增长和快速城市化的土地财政模式。放眼长远，这一模式将制约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引发经济转型风险其一，以土地宽供应增长、招商引资的效力正在衰减，提高土地配置效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意义，要超出增加土地供应拉动经济增长[1]。其二，在以地谋增长的模式下，过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导致资金脱实入虚，挤占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资本供给，阻滞结构性改革。其三，以城市为中心的土地财政，不仅导致了城市地区的大量重复建设，更阻断了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制约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鉴于上述转型风险，戒除经济发展的“土地依赖症”已是大势所趋。2017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基调得到不断巩固。进一步明确，将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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